公众视野中的宋林飞，敢讲敢说，以为民代言的形象而广为人知。在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任期中，他提出的建立大众房地产市场、维护农民工权益、效率与公平并重、既要反垄断也要反暴利等一系列国是建言，广受关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一句“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博得舆论喝彩，成为年度“明星委员”。
事实上，作为前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现任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近十几年来，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为省内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上。江苏一些重大决策比如富民与城市化战略、如何保增长、小康与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立、拆市建区、沿海开发等背后，都有着这位“智囊”的身影，他也因此被省领导赞为“我们的高参”。在他看来，相比单纯的治学立说，做政府咨询专家更难，因为这种“应用研究”需要将学理、实际、民生、政策密切结合起来。
近年来，他的工作重点和研究方向回到城镇化上，这其实是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他在该领域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已成为社会学专业的经典文献，而他始终不敢、也不能忘却为城镇化大潮中的农村、农民发声，维护他们应有的权益。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30年前提出“乡村城市化” 首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两年前，宋林飞卸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出任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继续为江苏发展建言献策。
今年上半年，宋林飞先后在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实地调研城镇化，为国家层面的决策提供依据。一路风尘仆仆，未显丝毫疲态。
宋林飞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农民城镇化问题是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在该领域有着公认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对农村和农民问题高度关注，跟他早年间的经历有关。20世纪70年代，江苏农村家庭工业和社队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一批乡村剩余劳力找到了出路，但受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农民经商务工仍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走歪门邪道。
宋林飞生在农村，1968年从南通中学回乡务农，当选为大队干部。1969至1977年，任南通县委秘书，经常跟随县委书记下乡调查、蹲点劳动，了解农民生产与生活情况，积累了不少实际资料与想法。当时，他看到有关文件要求“收回外流劳动力”，总觉得不顺民心。
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宋林飞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南开大学创办社会学专业班，宋林飞成为该班第一批学员，跟随费孝通在苏南进行农村调查，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
1982年，宋林飞通过对南通县的实地调查，写成日后成为中国社会学经典文献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这篇文章首创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度计算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可以测算出一个农村地区剩余多少劳动力，这在劳动经济、社会学定量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宋林飞提出，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必须通过“乡村城市化”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这篇文章在学界引发很大反响，并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肯定，时任副总理万里批示调他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因南京大学坚持不放没有成行。
1984年，宋林飞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南通县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调查报告《农村专业户的现状与前景》，报告抽取全县335个生产队作为样本，分析比较了纯农、半农、离农三类农户的收入差距，指出农民务工经商是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宋林飞也是我国最早开始系统研究“民工潮”的学者。1995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获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
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发表，奠定了宋林飞在我国城镇化研究领域的地位。因为在中国经济社会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有很多机会走出江苏。1997年初，宋林飞调入国务院研究室，推荐他的是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但他报到、熟悉工作不久，江苏省委作出决定要他回江苏。南大、省委留他在江苏工作，他都服从，没有怨言。他说，从小立志当个“读书人”，没有把人生定位于当官。有个官位，也是做学问的平台。
从南京走出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将近30年时间内，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处于中断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简单照搬苏联模式，错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再加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片面认识，社会学被批评为“伪科学”。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陆续撤销了社会学专业和课程，停止了社会学的学术活动，社会学研究由此中断。历史悠久的南大社会学系也风流云散。
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举行，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由费孝通任会长。
在此背景下，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创办，国家教委从全国高校七七级遴选了一批学员，作为学术骨干、未来的学科带头人加以培养。宋林飞扎实的理论基础、脚踏实地的学风和显著的学术成果，受到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的赞赏。
从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毕业后，宋林飞回南京大学任教，从此开始参与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1985年在费孝通教授等支持下，南大获准成立社会学硕士点，1988年南大社会学系成立，宋林飞成为首任系主任。1994年宋林飞牵头申报并获得博士点，2001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因此确立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国社会学研究重镇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了解世界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新发展，上世纪90年代，宋林飞先后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在那里，他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把能花的钱大多复印了西方社会学资料以及市场经济文选，并考察了加、美一些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市场状况。这段海外经历，培养了他对西方社会学与市场经济的研究兴趣。
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宋林飞先后出版了《现代社会学》《当代西方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传播学》《“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西方社会学理论》等专著，同时主编了《中国社会学实用教材系列丛书》《社会工作丛书》等在全国许多高校使用的系列教材。
宋林飞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客观系统地介绍西方社会学，为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有价值的启迪，为促进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提供了新的话语。
他从不停止学术研究的步伐，一直走在专业研究的前沿。近几年来，他又出版了《小康社会的来临》《中国转型社会的探索》《区域发展理论与政策》等专著。
因为在社会学学科建设领域成果显著，宋林飞被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社会学第一首席专家，2011年当选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江苏高层决策中活跃的“智囊”身影
1997年，宋林飞履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其间，宋林飞的主要精力放在为江苏搭建制度化的决策咨询平台上。这个时期，宋林飞由搞基础性研究转变为搞政策研究，身份上也实现了由单纯学者向政府智库专家的转换。江苏一些重大决策过程中，宋林飞发挥了重要的咨询作用，同时也带动了省内思想库与智囊团建设。
1998年，江苏经济继续回落，如何保增长？时任省委书记陈焕友向宋林飞征求意见。宋林飞建议，加快苏北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较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为本轮经济周期筑底。
2000年，时任省委书记回良玉征求关于江苏发展思路的意见。宋林飞建议下工夫抓大中城市，培育大中城市的要素聚集效应与辐射效应。后来，江苏省“十五”规划汲取了他的建议，增加城市化战略，形成五大战略。
在审定无锡“十五”规划时，宋林飞问无锡市委领导，能否统一无锡市与锡山市的城市基础设施与空间布局规划？对方说，他只管得了无锡市。宋林飞认为，行政区划往往成为要素流动的障碍，必须解决“一城两府”、市县连体的问题。于是向省领导建议“拆县建区”，原则上省辖市都应与连体县合并，这样有利于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后来，时任省委书记回良玉征求领导班子意见，明确表示接受宋林飞的建议，决定拆县建区，推进和优化城市化进程。
回良玉在离任江苏前夕的一次会上说：“林飞同志当了我多年高参，为省委提出了不少好的决策建议，希望今后大家支持他的工作。”
对于小康社会理论与指标体系的学术研究，宋林飞已经进行多年。2004年，江苏省委决定制定小康社会指标，并组成研究小组。时任省委书记李源潮亲自主持，要宋林飞参加研究小组。他参加了小康社会评估指标设置论证，提出了一些小康社会指标与目标值的比较研究结果。
2007年、201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制定科学发展指标体系、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宋林飞都参加起草小组，分别首先提出了指标体系，其中一些指标与意见被采纳。
2009年，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宋林飞多次到沿海地区调查，大家谈得最多的是资金问题。宋林飞建议成立江苏沿海开发银行，发展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建立多样化的投融资渠道、设立离岸金融市场等。时任常务副省长赵克志，对宋林飞的建议作了肯定性的批示。
2012年，针对江苏经济回落的态势，宋林飞在咨询报告中提出，要增强信心，渡过难关，适当加大逆向调节力度，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培育内生动力，再创一个黄金发展期。省委书记罗志军批示，认为这些建议“很值得参考”，要求在有关文件中吸收。
“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 为民建言的“天真委员”
身为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学科带头人，宋林飞最为大众熟知的还是近些年来在两会上的重磅发言，还曾被媒体评为“十大言者”“最天真的委员”。
“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2009年两会期间，他听到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抛出“个税起征点暂不会调”“印花税没有下调空间”“遗产税征收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之后，提出疑问。
他说，两会是参政议政的平台，我们现在讲程序民主，这样的大事政协委员可以发言，决定权在人大。代表委员们还没讨论，一个部委领导就表态了，不合适吧。
后来媒体拿这句话做了标题，转载率很高，一些媒体称宋林飞为“最天真委员”。这位财政部副部长很快解释说，这说法“纯属误会”，这仅仅是他的个人看法。
两会结束后，省内有人担心会不会因此得罪财政部，宋林飞说，全国政协委员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即使讲得不对，也不会有问题。
宋林飞当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保护农民工权益和反对房价过快上涨是他每次必议的话题，相比房地产话题的火爆，农民工问题则回应寥寥。他提出过不少关于房地产的建议，比如“调控不能放松”“出台反暴利法”“商品住宅配建中小套型房”“房价调控目标以收入增幅为标准不合理”，等等，有的被有关部门采纳，有的不知所终。
这些年，有点名气的专家纷纷被房地产开发商聘去当顾问了，宋林飞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类邀请，很多企业找过他，他说“我的岗位职责是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不方便当你的顾问”，如此的不合时宜，也导致开发商们都不怎么待见他。
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大都建在偏远地区，宋林飞就此提出过“城市廉租房、拆迁安置房不要远离主城区”的观点，按照国际趋势来看，低收入者、穷人一般住在市区，出城的主要是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他们可以买得起较大套型的住房，而且有自己的车。而贫困家庭与低收入者的住房要建在交通发达地区，减少保障性住房的居住成本，别把他们“赶”到远郊。
有个房地产研究机构公开点名批评宋林飞这是“给领导出难题”，质问他是“为民请命还是机会主义”，而且上了网、登了报。200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有的媒体又提起这一批评，宋林飞回应说：“如果我当市长就能把廉租房建到中心城区。”不管中听不中听，他说的是心里话。
农民、市民都要在新一轮城镇化中得益
作为接近江苏决策层的智囊，宋林飞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对房地产、城镇化、土地改革、地方政府债务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预计近期不会出台新的宏观调控措施
柒周刊：在未来楼市调控上，您预测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
宋林飞：房地产开发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重要产业，还是要发展的，宏观调控不是要把它搞死，而是要把它搞活、搞健康，防止资产泡沫膨胀而影响经济安全。本届政府将继续这样的方针，不会改变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取向，预计近期不会出台新的宏观调控措施。
去年全国两会李克强与我们政协委员座谈，我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调控不能放松，一松房价肯定反弹，但调控措施是短期的，要用长效机制去替代，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二是要发展租赁市场。我们应该接受一个观点：城市不可能人人都有产权房。从发达国家情况来看，德国45%，美国高些，60%，还想增加，结果搞出个次贷危机，一些购房家庭信用破产。产权房超过60%很困难，我们能搞到70%左右就非常了不起了，剩下30%甚至更多的缺口，不能只靠保障性住房，还要用租赁市场来解决，鼓励居民投资出租房，发展租赁市场，建立产权房、租赁房、保障房相结合的住房体系。
三是物业税问题，我建议实施“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征收物业税的主要依据，是土地使用、财产保有。老房的土地使用权70年都出让了，以后再征收土地使用的税不合理，同时是房价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普通商品住房的土地供应，不再一次性出让了，土地成本就会下降，一年一年交土地使用的物业税。这样，房价就会比较低，又能解决一任市长把继任者任期内的土地出让金都收走的问题。
前两个意见容易被接受，第三个意见就没有那么好接受了。
改革是推进城镇化的动力
柒周刊：目前江苏的城镇化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应该如何往前走？
宋林飞：目前江苏的城镇化率超过63%，全国超过53%，江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这是江苏经济发展的结果，是江苏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不仅吸纳了大量省内农业转移人口，也吸纳了大量省外农业转移人口，苏南一些县城一半左右是外来人口，不仅对省内作贡献，也对省外作贡献。
我在新世纪初提出，江苏实施城市化战略，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大马拉大车。2000以来，江苏70%左右的新增城镇人口由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吸纳，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吸纳其中的30%。这也印证了我当初的观点，发挥要素在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农民进城后还没有完全市民化，待遇上还没有完全同城化，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新一轮的城镇化热潮正在兴起，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首先，是集约利用资源，比如工厂、高校过多占用土地的老路不能再走。第二，是绿色、低碳，要把水与空气质量治理好，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第三，是不急于求成，有的地方把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但产业基础不足，规模经营跟不上，影响农民利益。要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搞大跃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行先试，再逐步推广。
柒周刊：当下很多观点认为，土地制度及其配套改革，可能是目前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您怎么看？
宋林飞：改革搞到今天，商品市场化已基本完成。但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的市场化明显滞后。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推进要素市场化。土地是城镇化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要素，土地制度改革是绕不过去的。要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对于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如何合理补偿。征用农民承包地，按照现有规定往往补偿不足。种一亩地如果一年挣1000元， 30年也就3万元，还不能全部到农民手上，这就补偿低了。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出让时会大幅升值，应确定一个比例，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部分收益。
二是农村承包地流转搞规模经营如何保护农民利益。我主张农民拿土地入股，这样仍然有土地上的收入。苏州农民财产性收入总体达到30%以上，这个比例相当高，其中有承包地入股分红、集体建设用地房屋出租分享、企业股份分红、自有住房出租收入等。农村保留部分集体经济是受农民欢迎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
三是农民集中居住如何处理宅基地。最近，我在江苏一些乡镇调查，农民宅基地实际占地面积达户均占地1.2亩左右。村庄宅基地超标、土地闲置荒废、环境脏乱差等现象十分突出，群众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农民集中居住，可以省出许多农村住房用地。宅基地复垦以后，可以将省出的土地指标在居民点与城镇使用。但必须把农民安置好，增强公共服务。
呼吁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柒周刊：地方政府债务也是人们关注的，担忧债务多了带来金融风险。江苏实际情况如何？
宋林飞：现在重视起来了，开始普查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有20%左右的地方债务到期，今后两年有50%以上的债务集中到期，压力不小。问题是这些债务并不都是政府直接欠债，而是担保等连带责任相关的债务。有些城市政府、大学贷款的时候，没有还贷的强烈责任感。
近几年，我一直呼吁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把政府的责任和边界弄清楚。现在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视而不见，任其债务膨胀，留下隐患；另一种则是透明化，并且主动清理。我们需要第二种态度，需要有全盘的计划和很大的决心，将引爆点全部拆除，建立新体制，消化原来的债务。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不可避免要利用银行贷款的杠杆，但不能债台高筑、留下隐患。